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:18户农民的鲜红手印为中国带来了什么?

2018-12-18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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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,安徽凤阳小岗村社员严立华摇摇欲坠的茅屋中,昏黄的破油灯下,挤满了18个衣衫褴褛、逃过荒要过饭的农民,郑重地按下生死契约的手印:


“我们分田到户,每户户主签字盖章。如此后能干,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,不在(再)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;如不成,我们干部作(坐)牢杀头也干(甘)心。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。”


18名户主还发誓,“不向任何人说出去,亲戚朋友也不例外,谁泄密谁就不是他娘养的”。


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,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,还有赌咒发誓⋯⋯


大包干“生死契约”原件,当年18户农民按下鲜红手印,提出“分田到户”“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”“如不成,我们干部作 ( 坐 ) 牢杀头也干 ( 甘 ) 心”。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
18户农民率先实行了“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”。这些普普通通、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本能而勇敢地尝试着新的生产模式,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。


从此,中国农村开始了由“人民公社”到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历史性变革。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开始变为分户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,安徽、四川、贵州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各种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,继而发展到全国。农业丰收捷报频传,安徽更是在大旱中创造奇迹,粮食获得巨大丰收。


到1984年,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,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。


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出巨大活力,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向城市经济体制挺进,进一步形成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改革格局。


小岗村的“大包干”无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,是“中国改革第一村”。

 

石破天惊

小岗村“包产到户”在风险和争议中“试水”


推行大包干,“包产到组”“包产到户”,这一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,在当时不仅事关经营方式的变革,更关涉“是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性抵触”的敏感问题,面临着巨大的风险,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,堪称石破天惊。


在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前,全国各地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责任制,可面对人民公社的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制度,这种“尝试”面临着巨大的风险。20世纪60年代推行“责任田”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其他一些负责人被撤职、批判。安徽一省支持和参加过责任田的干部和农民数十万人被打成走资派、走资户。


这些风险并没有打断小岗人的改革尝试,他们以最原始的赌咒发誓的方式,表达着坚定的信念。


小岗生产队农民严俊昌、严立学、严立坤(从左至右)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。1978年11月24日,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偷偷搞起了“大包干”,率先实行了“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”,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
小岗村的突破,还要面对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。这场争论分为立场鲜明的两方,一方认为集体生产不可动摇,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制度,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,不能放任自流。


另一方则对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持坚决肯定的态度。如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压力,坚持“大包干”。省委书记万里对陈庭元给予了有力的支持。四川、广东、贵州、内蒙古、天津的领导人都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。


争论的双方围绕张浩的《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应该稳定》,以大包干为讨论内容,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展开激烈争论。


1979年春,就在双方争论不下之时,全国各地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,解决了人人饿肚子的问题,打破了“一大二公”的大锅饭制度。小岗村的“大包干”是走得最远、最彻底的一种做法,这也是大包干以其为起点的原因。


1980年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一锤定音:“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,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,也是一年翻身、改变面貌,有的同志担心,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,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”当年中央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》。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,此后更是连年发布一号文件,顺应民意,从制度上逐步肯定大包干,推进农村改革的逐步落实。

 

潮涌华夏

大包干激活农村经济“一池春水”

 

以“包干到户”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,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发生的最为深刻、最为重要的历史性变革。其经营方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,解放了农村生产力。


1979年底,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。全队粮食总产量132370斤,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;油料总产3.52万斤,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;生猪饲养135头,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。当年,全队共售公粮3万斤,是国家规定任务的10倍,人均收入达400多元,是上年的7倍。仅一年的时间,小岗村就从年年吃国家供应粮、救济粮还要讨饭的讨饭村变为冒尖村。


随着一些改革实践比较深入地区对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的坚持,农业农村的活力不断迸发。1979年,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,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。1980年,贵州省98%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,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.6亿多斤,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。


在大包干推广后的几年内,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全面调动,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,一举解决了困扰国人多年的吃饭问题。从1978到1985的短短7年时间内,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.5亿人下降到1.3亿人,贫困发生率从30.7%下降到15.1%。蔡昉等学者将其称为“人类消除贫困史上的一项奇迹”。


20世纪80年代,在“生死契约”上按下手印的严宏昌(后排右一)一家在自己的茅草屋前留影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
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大调整,在给农业带来大增产的同时,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,如农忙时节争牛问题、缺水时刻争水问题等等。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,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。如安徽相继出台了《联产承包责任制管理办法(草案)》《关于包产到户的管理办法》等等,从土地划分、牲畜养用、水源管理等等方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定。

 

创新突破

农村经济体制改革“春雷”阵阵

 

大包干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,更核心的是带来了农村改革多方面创新和突破。这些创新和突破不断深化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,持续推动着农村经济的稳健发展。


其一,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,实现所有制理论上的创新。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,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。“大包干”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,使用权归农户,农民能够自主地使用土地而不受集体支配,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热情,大大推动产量的增加。


其二,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,进行经营体制的创新。“大包干”是在坚持宏观统一经营管理的同时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,即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方式,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营,自负盈亏,对农产品的售买具有一定的自主权,一方面增强了农民自主意识,另一方面解除了公社体制下集体分配对农民的束缚。而宏观统一的经营管理方式,则能有效地处理实践中的争水、争牛等问题,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。


其三,引导农民走向市场,呈现管理方式上的创新。集体经济下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计划,大包干的实行打破了这种管理方式,农民获得了种植和售卖的自主权,只要完成了国家和集体任务,大量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出现在市场上,市场逐步取代国家指令性计划。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的主导性调节作用正在日益加强,仅凤阳一个县就先后形成了各类专业市场60多个。


其四,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共存的方式体现出分配制度的创新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,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。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是以工分作为衡量劳动数量、质量的唯一尺度,劳动同产品没有直接的联系,导致“干好干坏一个样、干多干少一个样,干与不干一个样”的平均主义。大包干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分配方式的变革,这种分配形式正确处理了国家、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,即“保证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,剩下都是自己的”,将生产投入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,使承包者——农户的权、责、利有机结合,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。


包产到户10年后,小岗村发生巨变。图为20世纪90年代,在“生死契约”上按下手印的严宏昌(坐者右)一家在自己翻盖的瓦房前留影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
大包干源于小岗村,小岗村以无畏的创新推动大包干,带来大发展、大改革。其成功源于群众、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有效互动,中央的政策稳了农民的心,地方政府的支持壮了农民的胆。没有中央与地方的“保驾护航”,小岗的大包干的创新举动将是昙花一现。正是由于三者间的和谐互动,改革的种子才在中国大地上处处发芽、开花。


【国家人文历史】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


参考文献:


安徽省社科院调查组,《改革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──凤阳县农业“大包干”的历史启示》,《江淮论坛》1998年第6期;

许文胜、宋越,《走向世界的中国》,解放军出版社,1999年;

蔡肪、王德文、都阳,《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——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》,格致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年;

袁恩桢,钟祥财,刘社建等,《六十年经济发展与经济学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年;

张树军主编,《图文共和国年轮1970-1979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9年;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,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、党建读物出版社,2016年;

余玮、吴志菲,《见证共和国往事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,2016年;

张晓亮,《论改革精神的源头:大包干精神》,《淮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6年第5期等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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