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亚轮悲歌:70年过去了,没人知道海难为何发生

2018-12-04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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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海难,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“泰坦尼克”,说起中国的海难,人们第一反应可能是“太平轮”惨案,但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事故,遇难人数远超“太平轮”,也远远超过了“泰坦尼克”号。


这场事故,就发生在70年前的今天。




1948年的12月3日下午,上海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,人群熙熙攘攘。


金国平带着妻子,抱着才一周岁的儿子,在和一个黄牛票贩讨价还价。


他们一家三口要坐船从上海回宁波,但黄牛开的票价实在太高。夫妇俩商量了下,决定明天再回去。当他们抱着孩子,一只脚已经踏上人力车的时候,黄牛追了过来,说愿意按他们说的价钱卖。略一迟疑,金国平买了两张三等舱的船票,带着妻儿上了船。


在金国平夫妇上船之前,严阿土已经上了船。


严阿土是上海电池厂的一名普通工人,宁波籍,也是要回宁波办事。由于他买的是统舱票,没有固定座位,所以他早早就来到了码头,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上了船,希望能找一个好位置。


和严阿土相比,徐小文和她的未婚夫林瑞生就从容很多。


徐小文是上海闵行南货店老板的女儿,是典型的富家小姐。她是要去宁波看望外婆,因为出门前收拾东西和化妆打扮,险些迟到。他们买的是特等舱船票,两人手挽着手,到快开船的时候才从容上船。


上海当时的十六铺码头


当然,也有可以不用买票上船的,比如戴仁根。


戴仁根的舅舅是船上的水手。和很多水手会把自己亲戚朋友免费带上船一样,舅舅把18岁的戴仁根也带上了船,安排在了二等舱,嘱咐他不要随意走动。


下午3点半左右,船长沈达才登上了船。沈达才从1934年开始担任船长,已有14年的经验。下午4点,沈达才看了看手表,下令升起舷梯,准备开船。


这时,从码头上飞奔过来一个小伙子,他叫邹信芳,19岁。


邹信芳在上海一家军服厂打杂,他手里举着一张统舱票,边跑边喊:“别开船!还有乘客!”


轮船的舷梯自然不会为这个小伙子再单独放下。头脑活络的邹信芳随即打听到船尾还有个小门在上货,赶紧跑了过去,递给一个搬行李的伙计几张钞票,跟在他后面登上了轮船。


邹信芳应该是最后一个登上船的人。


下午4点半,一声长长的汽笛响起,轮船缓缓离开了十六铺码头。



这艘离港的轮船,叫“江亚”轮。


“江亚”轮,前身是1939年日本神户制钢播磨造船厂为“东亚海运株式会社”建造的客货轮“兴亚丸”,与“宁波丸”(后来的“江静”轮)等为姐妹船。“江亚”轮全长102.4米,宽15.3米,型深4.7米,排水量3365.7吨,马力2500匹,航速18节,设计的载客人数是1186人。


抗战胜利后,根据协议,“兴亚丸”被国民党海军接收,后被国民政府转拨交通部并交由招商局营运,以补偿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,招商局遂将此船改名为“江亚”轮。经改造后的“江亚”轮可载旅客2250人,并增添了包括特等餐厅等设置,成为当时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。


“江亚”轮


但是,在1948年12月3日这一天,“江亚”轮的出口报告单上填的乘客数字,却达到了2786人,其中乘客2607人,船员179人。而且,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通过各种渠道混上船的无票乘客,外加水手、茶房、服务员这些人带上船的各种亲戚。据统计,如果要把这些人全都算上,“江亚”轮上可能搭载了有4000人——还没计算另有175吨的载货。


但即便如此,这应该也不算是一次艰难的航行。“江亚”轮此前已多次往返这条航线,而船长沈达才也对这条航线轻车熟路。那一天,沈达才专门关注了天气:晴到少云,气温3摄氏度至7摄氏度,风力2至3级——这样的天气,对航行来说是非常合适的。


按照“江亚”轮的预定航线,从十六铺码头起航,沿黄浦江驶入长江,顺流而下进入大海,然后右转,沿着海岸到达宁波。这条航线的距离不长,一夜之间就可以抵达宁波。在通过吴淞口进入大海之后,船上开始供应晚餐,而沈达才也离开驾驶舱,去餐厅吃饭。


晚上6点45分,大概在沈达才前往餐厅10分钟后,“江亚”轮行驶到了横沙西南的里铜沙附近。


从经纬度上来看,是北纬31度15分、东经121度47分。


这是一个后来让很多人刻骨铭心的坐标。


就在此时,“轰”的一声,“江亚”轮的船尾忽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。


“江亚”轮出事地点



在轮船传出爆炸声的第一时间,沈达才就冲回了驾驶室。


随后赶来的轮机长和司炉带来了好消息:轮机没问题,锅炉也没有爆炸。但这个好消息也带来了疑问——除去这两处,“江亚”轮其实是不可能因自身问题发生爆炸的。


同时,坏消息也传来:由于大爆炸发生船尾,而“江亚”轮的报务房也在船尾,在这场爆炸中,两名报务员一死一重伤,报务房也被彻底摧毁——“江亚”轮无法通过发电报求救了。


沈达才决定自己去船尾看看,但他走上甲板,发现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乘客,根本寸步难行,只能再退回驾驶室。


此时,船体已经开始发生了明显倾斜,沈达才知道,这场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,“江亚”轮已经随时有沉船危险。这时,沈达才还是凭借丰富的经验下了第一道命令:


船头向右转90度,离开航道,紧急冲滩。


这道命令无疑是正确的。里铜沙一带水位不深,“江亚”轮如果能成功冲滩搁浅,那么浅滩就能阻止“江亚”轮船体下沉。


随后,沈达才下了第二道命令:


立刻拉响汽笛求救。


在轮船失去发报功能的情况下,鸣笛求救是最后的办法。按照通行惯例,应该是鸣笛六声,代表遭遇险情请求救援。但是“江亚”轮只鸣了一声凄厉的汽笛,就再也没能发出声音。


海水上涌的速度实在太快了,快到连“紧急冲滩”也无法做到了。


在漆黑的夜里,“江亚”轮开始迅速沉入冰冷的海水中。



此时此刻,船上乱做一团。


冰冷的海水首先涌入的,就是位于船体最下部的货仓和统舱。


糟糕的是,此时此刻,统舱刚刚在进行查票。由于这一次航程无票上船的人实在太多,为了防止查票时无票乘客外出躲避,所以统舱的通道用铁栅门都锁了起来。


海水涌进来的时候,统舱的人根本就逃不出去,瞬间就被海水吞没。


“江亚”轮中的死难者


但是,第一个上船的严阿土逃了出来。


严阿土因为第一个上船,立刻就在统舱中找到了一个好位置。但还没坐多久,就上来了一个长相极为剽悍的中年男子,让他让出位置滚蛋。怕惹事的严阿土只能忍气让了出来,自己坐到了扶梯口。


恰恰是因为坐在扶梯口,所以严阿土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没有被锁在铁栅门里,能在第一时间往四等舱跑。严阿土后来回忆,他是第一个跑出来的,后面没几个人跟出来,“一开始下面哭喊声一片,但很快就没有声音了。”


最后一个登船的邹信芳当时就站在四等舱的过道。


爆炸发生时,邹信芳整个人都蒙掉了。短短几分钟之内,海水就已经灌入船舱,水已经齐腰深。邹信芳在急速的水流中漂浮,幸运地飘到了三等舱的楼梯口,开始往上爬。


但更多的四等舱乘客却没有这样的运气,很快就被冰冷的海水卷走。邹信芳后来回忆,当时他身后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在大哭,他想回头拉她,一个没拉着,转眼她就被海水吞没。邹信芳一辈子记得那个女子最后绝望的呼喊:


“救救我的孩子!”


金国平夫妇带着他们一周岁的儿子,就在三等舱。


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刻,金国平夫妇抱着儿子跑出了舱室。但由于“江亚号”下沉时船体迅速倾斜,三人全都掉进了海里。


金国平水性很好,但妻子和儿子却都不会水。他左手拉着妻子,右手拉着儿子,拼命踩水保持不沉,却发现此时必须要做出抉择:两个要全拉住,三人肯定会一同沉到海底。


在电光火石间,他松开了握着儿子的手。孩子立刻被海水卷走,金国平后来回忆,“只记得那只小小的手划过了自己的脖子。”


但是,金国平却也无法拉住自己的妻子了。浪头越来越大,金国平觉得拉住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困难。一个大浪打来,金国平听到一句:“国平,别拉我了,放开我吧”,妻子随即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


被舅舅安排在二等舱的戴仁根,也在爆炸发生时就冲了出来。当时他的舅舅赶了过来,让他待在原处先别动,他去找救生圈。但戴仁根此后就再也没有等到舅舅回来。


当时“江亚”轮的接收典礼


特等舱受到的爆炸冲击是最小的。


徐小文和林瑞生当时就在特等舱里,发现电灯忽然熄灭了。这时,特等舱的服务员端着点亮的蜡烛走进了房间,告诉他们可能锅炉出了点问题,没大事。


但几分钟后,服务员又冲了进来,摘下了他们房间的一个救生圈,转身就跑,临走时丢下一句:“船要沉了,你们快逃吧!”


一个房间两个救生圈,被服务员拿走了一个,还剩下一个。徐小文惊慌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林瑞生。


林瑞生将剩下的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自己身上,跑了出去。



船长沈达才的“紧急冲滩”命令虽然没有完全成功,但毕竟还是起了些作用。


在经历了最初的下沉之后,全长超过100米的“江亚”轮尾部还是触到了海底,这让这艘船的烟囱、桅杆和一部分上层甲板,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仍能露出海面。


露出顶部的“江亚”轮


但是,沈达才作为一名船长,做出的贡献也仅仅于此。


在“江亚”轮发生爆炸后的两个多小时,周边有几艘船赶了过来,其中就包括同属招商局的“茂利”轮。当时,“茂利”轮放下了一条舢板,接了沈达才和一名船员过去商量营救办法,但舢板回来的时候,上面只有那个船员,船长沈达才并没有回来——按照国际通行规则,船只沉没,船长应该最后一刻离船。


自船长以下,“江亚”轮上的船员在这次灾难中的表现,让人非常失望。


灾难发生时,从舅舅找救生圈给自己外甥,到服务员进客人房间抢救生圈,船员们大多争先恐后地自顾自逃命,居然没有人想到去放救生艇。据事后统计,在179名船员中,有100多人逃出,生还率超过60%。


在无法依靠专业船员救援的情况下,“江亚”轮上的幸存旅客,只能期待别的船只伸出援手。


最早发出救援电报的,是两艘路过的渔船。他们在发现了几名落水者后,立刻前来搭救。


但是,由于这两艘渔船是刚刚捕鱼归来,本来也载重有限,所以在救起28人之后,船体已经开始进水,最终只能驶离。但在离开前,渔船把失事位置发电报报给了上海的招商局海运值班室。


由于“江亚”轮的沉没附近海面上漂浮着数百人,一见到船就拼命去扒船舷。再加上大船沉没时会出现旋涡,如果其他船只贸然靠上去,会有被吸入或被大船侧翻打沉的危险,所以有一些船只虽然在附近,却不敢靠近。就连同属招商局的“茂利”号也只敢保持一段距离,通过舢板救人。


“江亚轮”捞救场面


但是就在此时,有一艘体积并不大的船,却勇敢地靠上了即将沉没的“江亚”轮。


这艘船叫做“金源利”号。


“金源利”号是一艘运输船,木壳机帆,排水量300吨,只有“江亚”轮的1/10。如果“江亚”轮沉没,“金源利”号其实也会发生危险。但这艘小船,却经过好几次尝试,终于成功将船头顶上了“江亚”轮,然后用绳索将两船连接,开始搭救船上的乘客。


“金源利”号之所以那么果断,是因为船主当时就在船上,是他直接下令靠上去营救的。


船主的名字,叫张翰庭。


张翰庭曾留学日本,参加过同盟会,当时是浙江省的参议。当晚他因为去上海谈事,搭乘自家的“金源利”号返回浙江温岭,正好碰到了“江亚”轮沉没。当时张翰庭下了两道命令:第一,一律不准船员私自去打捞漂在海面上的乘客的财物(当时有船只趁火打劫捞取江面上的箱子和财物);第二,抛掉船上运载的3000箱橘子,把舱位统统空出来救人。


于是,在夜色和寒风中,“江亚”轮上的部分幸存者们转移到了“金源利”号上。但是,由于“金源利”号实在太小,在救上了400多人后,船体开始摇晃。而“江亚”轮此时也在加速沉没,通过绳索牵引,拉着“金源利”号一起下沉。


无奈之中,张翰庭只能下令砍断连接两船的绳索。“江亚”轮上还未获救的乘客哭声一片,张翰庭不忍心,下令再放下随船仅有的两艘小舢板,再救起了几十人。


事后统计,“金源利”号在这起海难中一共救起了453人,占后来“江亚”轮全部获救人数的一半。


张翰庭。在“金源利”号救人后几天,事迹传出,上海全城轰动,很多市民自发给“金源利”捐钱捐物,但张翰庭将财物都捐给了慈善



晚上10点左右,“江亚”轮的姐妹船“江静”号姗姗来迟。


一直爬在“江亚”轮桅杆上的邹信芳,当初最后一个上船,最终也成了最后一批获救的幸存者。他回忆被救上“江静”号后,“江亚”轮上已经基本没有活人了。此时,海面上还有一些零散的落水者,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挣扎的能力,渐渐被冻僵,沉入海底。


整个“江亚”轮最后幸存乘客,也就900多人。


获救的乘客绝望地望着即将沉没的“江亚”轮


出于技术原因,招商局在3天后才派船到出事地点开始打捞遇难乘客。


90多名潜水员,十几艘船,日夜打捞,一共打捞出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,其中男性629人、女性414人,男童208人、女童132人。算上幸存者的人数,至少还有1000多人尸骨无存。


捞救现场


12月6日,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成立“江亚”轮惨案善后委员会”,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和招商局要求赔偿。但招商局却以“失事原因尚未查明”为由,对赔偿问题既不拒绝也不表态。其中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态度最为强硬,声称“在责任未明确之前,决不赔偿抚恤金;即使责任判定,也不能接受遇难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和条件。”同时,他还威胁要追究遇难者家属妨碍公务、破坏航运安全的重大责任。值得一提的是,几个月后,徐学禹从招商局总经理升成了董事长。


图为“江亚”轮遇难者家属在同仁辅元堂认看遇难者照片。1949年2月,数千名愤怒的江亚轮遇难者家属聚集在招商局门口,抬棺抗议。结果,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弹压驱散,几乎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


既然要找原因,那么“江亚”轮爆炸沉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


“锅炉爆炸说”首先被排除。之后不久,从招商局流传出一种说法:是共产党人带着定时炸弹上船干的,目的是要炸死有时会乘坐这艘船的蒋经国。


这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不久之后被专家组从技术上也给否定了:经水下勘探,爆炸形成裂口长达9米,绝不可能由个人携带什么定时炸弹或爆炸物能够造成如此破坏。


当时,调查组基本都已认定了一个原因:“误触水雷”。抗战时期,为了阻止日军进入长江口,国民党军队布下了大量水雷,但战后却没有全部排除,“江亚”可能偏离了航道,触碰了水雷。如果这个原因成立,罪责就要怪到国民政府,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没有表态。


“江亚”轮爆炸原因就这样一直拖到了解放后。1981年,当时在事故后接替徐学禹出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胡时渊,忽然撰文《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》,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个内幕:


在1949年4月间,胡时渊陪同前任徐学禹宴和国民党海军部长桂永清吃饭,桂永清在席间告诉他们:“江亚”轮是被海军飞机的坠弹击沉的。


据胡时渊转述桂永清当时的说法,当时国民党海军得到情报说海州的国民党部队有意投向共产党,便急派一架轰炸机携带五百磅炸弹前去侦察轰炸。但是飞机越过海州时未发现部队行动,于是带弹返回。飞经吴淞口上空时,炸弹因机械失灵脱钩落下,正好落在“江亚”轮的舷侧,被“江亚”轮桨叶卷入船体,引发剧烈爆炸。此事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绝对机密,一直保密。


然而,这个说法却又太过巧合,且当时“江亚”轮的幸存者回忆中,并没有人提起当时看到过飞机飞临上空,所以还是存疑。


至今,“江亚”轮爆炸原因依旧是个谜。



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“江亚”轮其实没打捞上来。


1949年初,招商局邀请日本打捞专家勘探后拿出打捞方案,预算为19万美元。之后,招商局还邀请美国专家来考察,认为没法打捞,只能炸掉。由于潮流冲击等作用,沉在海底的“江亚”轮已经断为两截。


当时《申报》登出的第一个寻人启事


1956年,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,同时也为清浚航道,决定打捞“江亚”轮。从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施工到8月20日打捞完成,前后历经160天,沉没的“江亚”轮终于重见天日。


在打捞过程中,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骨骸、物资收集小组,不论是一节残损的骨骸还是一件很小的首饰,他们都想办法将其捞出。有的死者头骨里满是烂泥,打捞工人们就用水把它冲洗干净,然后装箱。对所有捞获的物资,均由拾到人、收集人会同行政领导人三方面当场点清、盖章、密封,然后送打捞工程局保管,统一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处理。


据统计,这次打捞共捞获不完整的骨骸2大箱4小箱,各类首饰上千件,大小金条21根,小金块5块,金镯51只,金戒指228.5只,折黄金287两。此外还有钻戒、宝石戒、银元、银器、外币等。这些物品除其中少数的有私人印记还可以辨认外,绝大部分无特殊标记。


1957年4月23日,委员会公布了“江亚”轮捞获物资善后处理的帐目。总计捞获物资(除发还给家属的物品外)折价为29400余元,修建公墓后结余的12000余元由委员会移交上海市救济会统一处理。


1957年4月25日,《解放日报》刊载的关于“江亚”轮善后处理事项的报道


至于“江亚”轮这艘轮船,由于还有利用价值,被送入江南造船厂回炉改造,于1959年2月4日上午重新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,改为长江内河货轮,往返上海与武汉之间。


首航那天,“江亚”轮再次来到了当年的事故发生地,汽笛再一次鸣响。


改造后的“江亚”轮


1966年11月,“江亚”轮改名为“东方红8号”。


1979年1月30日,“江峡”轮与“东方红8号”在南京草鞋峡相撞,“江峡”轮沉没,经济损失达500万元。


1983年,“东方红8号”退役,停泊在武汉港月亮湾码头,作为长轮武汉公司船队的水上基地。


2000年6月,“东方红8号”被转卖给温州拆船个体户。当年7月8日,船上工作人员在拆卸时,不慎引燃了机舱内油污发生火灾,结果轮船基本全被烧毁。


2001年春节前,“东方红8号”的残骸被拆毁作废钢铁变卖。


“江亚”轮上当初的那只木质舵轮被保存了下来,送入了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。


这是目前见证当年这场特大海难的唯一实物。


“江亚”轮幸存者和后人们抚摸舵轮


再来说说文中那几个人的最后命运。


戴仁根后来在海面上找到了一根木头,凭借年轻力壮,最后活了下来。他后来听另一个逃出来的船上的厨师说,当初他的舅舅并没有抛弃他,确实是找了两个救生圈回来救他,但路上被一群乘客抢走,只能再回舱内去找,就再也没能出来。戴仁根从此以后再也没坐过船。


金国平后来精神近乎失常,反复念叨着一句话:“当初如果没买那两张黄牛票就好了。”


徐小文上岸后就和未婚夫林瑞生解除了婚约。她当时落入了海中,被一名陌生的男子相救,男子一直在海里保护着她,直到把她送上一艘来搜救的帆船。上岸后徐小文得知,那名男子是个农民,自己的新婚妻子也死在了“江亚”轮上。徐小文曾提出以身相许,但那名男子以“你是城市大小姐,我们不合适”为由婉拒。徐小文后来成为了一名护士,终身未嫁。


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,总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。


当时舟山的报纸曾报道过一个典型的例子:定海人朱三官,与妻子、堂妹及10岁的儿子当时也在那艘“江亚”轮上,船沉落水,一艘路过的沈家门大捕鱼船,放小舢板将一家四口救了上来。


但是,船老大称“妇女上船不吉利”,坚持只让朱三官与儿子登船,妻子和堂妹只能呆在小舢板内由渔船拖行到沈家门。小舢板后被巨浪掀翻,妻子与堂妹只能死死抓着绳索在海里沉浮。朱三官下跪哀求,但船主却坚决不让两人上船。


最终,妻子与堂妹被波涛卷走。悲愤至极的朱三官,抱着儿子投海自尽。那艘渔船的船主上岸后没几天就卖掉了渔船,说是以后再也不出海了。


当初“江亚”轮的船长沈达才,后来参加了香港招商局的起义,率“登禹号”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大陆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对中国的航海事业有颇多贡献。但是,对于“江亚”轮一事,沈达才之后不愿意再谈一字。


每一年,“江亚”轮上的幸存者都会在12月3日进行一场纪念聚会。据说,在全世界会这么做的,只有另一艘船的幸存者们,那艘船叫“泰坦尼克”。


但是,这个每年一度的聚会,到了2008年就成了最后一届——很多人都去世了,或者老了,来不动了。


整整70年过去了。


灾难的真相究竟何时会水落石出?


有些事情,可能还是需要等待。


本文主要参考来源:


1、《江亚轮海难 航运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沉船惨案》(米艾尼,《北京日报》,2016年4月14日)

2、《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》(胡时渊,《航海》,1981年03期)

3、《沈达才:“江亚轮”船长人生沉浮》(沈永清(笔者注:沈达才之孙),《档案春秋》,2014年06期)

4、《“江亚轮”海难救生英雄张翰庭的谜样人生》(庄智娟,《档案春秋》,2008年05期)

5、《55年终于了却这一愿》(记者桂晓燕/文龚国荣,《宁波晚报》,2003年12月3日)

6、《“江亚轮”在暮色中沉没(附图)》(姜龙飞,上海档案信息网,2008年3月13日)

7、《解析“江亚”轮爆炸沉没之谜》(崔志金,《中国海事》,2013年04期)

8、、《中国史上最大海难:70年后,江亚轮惨案“元凶”仍逍遥法外》(龚晶晶,微信公号:“明州世相”,2017年10月11日)

9、百度百科、维基百科“江亚轮惨案”词条。

特注:在多篇参考文章内都有提到原《宁波晚报》编委蔡康先生多年来一直跟踪采访“江亚”轮事件和幸存者,文中多处人物和细节应出自他的著作《江亚轮惨案》(宁波出版社,目前已绝版,在旧书网上有售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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