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&A |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什么不撤除“藩镇”?

2018-12-04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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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什么不撤除“藩镇”?


开宗明义,因为撤不掉。


《刺客聂隐娘》剧照


唐代安史之乱的起因,很多人从课本里了解到的是节度使的权力过大,所以安禄山一朝构难,天下震动。


电影《妖猫传》中的安禄山


其实,藩镇割据存在的基础并不是“节度使”这个职务的撤废,而在于唐代兵制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募兵制,这些职业士兵不允许藩镇的时代过去,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形成了独特的军将群体,让唐朝的撤藩、削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
事实上,“节度使”职务的出现远比募兵制更早,即武则天执政的时期,为了统一指挥边境上的“军”,而创造出来的官职。


刘晓庆版武则天


在唐初,并没有常设的“军”的单位(那些说什么玄甲军、飞虎营的,你可以直接把手纸摔在他脸上),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“镇戍”来完成,单一编制人数很少,贞观末年高昌镇达到1000人,其余的镇戍编制往往在100人以下,服役期也相对固定,为一年。


这些“镇戍”实际上就是边防哨所或者说是预警的点,并不承担野战重任。


唐初的野战军是临时编组的“行军”,这是非常设部队,在战争动员发起时,由兵部根据户籍点选参军的“行人”,也称“兵募”,名义是“募”,其实是强制服役,这部分人在战争结束后,就要解散放归各家,不会久驻战区。


在唐太宗的时代,“行军”灭国很轻松,“行人”很快就可以回家,但是到了高宗武则天时代,西方的吐蕃,东方的高丽、百济,北方的后突厥,乃至后起的东北的契丹,都对唐朝的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。


所以,本来临时出征的“行军”在解散后,开始保持一定规模的“镇军”防御枢纽、要点,比如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安西四镇后,就在安西分散驻军3万多人。


不过由于各个要点的“镇军”规模往往不大,在万人以下,甚至只有1000人,在进行防御作战的时候,面对后突厥、契丹动辄数十万的入寇力不从心,为了巩固鞭长莫及的边疆“防御”,注意,是防御,唐朝朝廷开始派出“节度使”节制战区内多个“镇军”,形成更大的战区对敌。


《刺客聂隐娘》剧照


镇军的久驻,也造就了兵员的分化,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武力强悍,被挑选出来作为战斗力中坚,称为“健儿”。而越是能打,越受军将的青睐,就一次次地强制要求他们超期服役,形成了特殊的编制名词“长征健儿”(唐人将参军出战者,称为“行人”“征人”,长期参战,也称“长行健儿”),这部分几乎职业化的“武士”,也就成为了“镇军”的战斗力主体。


一直到唐玄宗继位初期,唐代边防的兵员种类已经非常复杂,比如兵募、蕃兵募、城傍、健儿等等。


为了进行边防整顿,唐玄宗对整个军事体系进行了调整:


长安的禁卫军被整理为南衙和北衙两部分,南衙管理的禁卫军原本是全国的府兵轮番宿卫组成的,却基本破坏殆尽,只能重建为“长从宿卫”、“彍骑”(这是前后两支),来负责长安城和皇城的警卫;北衙禁军则由左右龙武军、左右羽林军和左右神武军(开元二十六年置,旋即废)组成,负责防卫宫城和护卫皇帝。


边军,则将边军所辖的健儿与愿意从军的边民,编定兵额,建成了十个节度使统辖的49万职业军队。


安史之乱爆发后,唐朝的平叛,其实是依托西北方面的安西、北庭、河西、陇右和朔方六镇(四川的剑南节度使因征南诏实力大损),扑灭东北方向的范阳、平卢和河东节度使的一部(大同军等),而非中央军的平叛。


影视资料中的安史之乱


其中最为强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军,郭子仪、李光弼、仆固怀恩都起自朔方,而长期的平叛战争,让唐朝不堪重负,只能对河北地区的河朔三镇采取姑息策略,从辽东渡海而来的平卢军也占据了山东半岛的一部分,这就形成了区域性的“割据”。


为了控扼和统一,从“姑息”的代宗皇帝到“刚勇”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转弯,德宗皇帝的削藩大计,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军拆分,又组建新军“神策军”主导对河北的讨伐,结果,河朔三镇是平一节度使,立一新藩镇。



平叛战争的巨大负担又促成了其他军镇的反叛,最终连长安都丢掉了。


之所以如此,很多人认为是德宗的平叛战争太过急切,其实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,就是唐代的军将,其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“利益集团”,他们的饭碗和出身、富贵,全都系于军籍,削藩的结果必然是裁军,而士兵们决不允许自己的立身之本丧失掉。


唯一能够和这种“阶层自觉”对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“厚赏”,但是,唐代脆弱的税收体系,实际上是系于漕运一身,中央能够掌握的财富,只有淮南、江南、山南、剑南等地,以及部分关中地区,根本不足以“买回”占据天下财富1/3的河北道地区的士兵的忠诚。


河朔三镇的军将集团,很容易发现,保持割据的成本收益远远大于归顺朝廷。


所以,哪怕是在唐宪宗的元和年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,各地方藩镇的士兵仍然需要朝廷供养和重赏笼络,等到这位靠着祖父德宗皇帝没皮没脸地向方镇索贿(所谓进奉、羡余)攒下家底平叛的“雄主”死去,唐穆宗长庆年间,刚刚举起裁军的大旗,河朔三镇就再次反叛。


到了这个时候,《供军图》显示,唐朝职业军人已经达到99万人,是开元天宝年间的2倍左右。


自此之后,对于藩镇,唐朝只能采取了类似于“推恩令”的手段,通过扩大节度使“支郡”权力,即非节度使治所的辖区州郡的权力,让“镇”下有“镇”,上下牵制。


可以说,唐朝中央可用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。


一直混到黄巢起义,席卷的起义军将武力急剧退化衰落的中原藩镇打得屁滚尿流(按照北大陆扬的说法,此时的藩镇镇将已经“文官化”,或者本身就是唐廷派出的文官,再不复当年的“骄悍”之态),唐朝朝廷彻底失去藩屏,最后的一点点实力也烟消云散了。


综上所述,并不是说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镇,而是撤了藩镇,数以百万计的职业兵无处安置,反倒失去了约束,与其如此,还不如以藩镇牵制藩镇,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,保护唐朝朝廷作为最大的“藩镇”和拥有“大义名分”的朝廷继续存在下去。


只不过,这种“混日子”的统治,看着岁月静好,却最经不起外力的摧折,一个窟窿捅下去,跟着倒下的可能是一面墙,甚至是整间破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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